摘要:

清明节,无论起源还是传说,其文化含义不言而喻。而唐代诗人杜牧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犹如为清明节勾勒一个恒定的悲情符号。在今天,最能唤起我们对清明节公共回忆的莫过于四十年前的那场中国老百姓自发的“积极问政、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四五”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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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清明节前后,历史博物馆楼顶拍到的天安门广场。摄影/李晓斌


1976年初,料峭春寒与周恩来的去世,让中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而极左思想主导下的文革运动已持续十个年头,十年的文革、十年的破坏,中国已然千疮百孔。人们的悲愤,终于在1976年的清明节前后爆发了。“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尽管“四五”事件属于非暴力运动,但从这首被当年定位极端“反动”的诗歌里不难体会到,那时两股势力不可调和的尖锐对立性。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四五运动参与人的背景,诗歌成了那次运动最主要内容。中国文化经历十年文革的摧残之后,“四五”运动却以最具文化属性的诗歌为武器向极左思想发起挑战。而同时这种以文化、文学参与政治运动的方式,也成了对还深陷文革阴影中的民众以最有效的启蒙。

如果说“四五”运动的现场是诗歌的言说,那么四五运动的历史叙述却是由摄影担当的。尽管《天安门诗抄》是为纪念“四五”运动而出版,但是现在我们要是搜寻“四五”运动事迹,最多的还是当年那些冒着极度危险,梭巡在天安门广场以相机为那次政治运动所记录下的影像。这些在“四五”运动中的民间青年摄影师,仅凭着一种直觉、一种情绪,甚至一种青春的激情,为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视觉资料。四五影像不仅在中国影像史上占据一份重要的位置,它更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份影像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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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勇作历史见证人。摄影/王秀琴


在中国最缺乏文化的时期,中国人用“诗歌与摄影”两种言说媒介,在一个蕴含文化的日子里,对摧残文化的势力予以悲情地抗争。值此清明节,重读四五诗抄、再度观看四五影像,在这样一个颇具意义的日子里,也就越觉得“文化”这两个字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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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力挽狂澜。  摄影/罗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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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让我们的血流到一起。摄影/王立平

1976年4月4日上午,天安门广场,李铁华讲演声讨四人帮.jpg1976年4月4日上午,天安门广场,李铁华讲演声讨四人帮。摄影/李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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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3日上午,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孩子。摄影/李晓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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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拍的照片。摄影/李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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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诗抄之一,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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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4月,团结起来到明天。摄影/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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